灾害认知是个体对自然灾害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与认识,而这些主观感受除了受到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灾害及风险信息接收与处理的影响: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信息传播的时间顺序、方式和范围都会影响个体的灾害认知(Slovic,1987)。而风险沟通——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Covello et al,2001),则是传递风险信息及助推风险管理的社会过程,会改变公众的灾害认知。公众如何获得相关灾害信息以及如何知觉和解释这些信息,是灾害认知与风险沟通要探讨的问题。

灾害认知的研究主要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地理学。人脑接受、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体现为认知水平和意识(朱智贤,1989),进而会影响到内在行为倾向和外在调试行为(王恩涌等,2000)。因此,根据灾害认知理论及本次调查主要目标,问卷设计了汶川地震前后灾害知识、减灾意识及行为倾向变化、对灾害沟通的看法等调查项(表1)。

表1 问卷调查主要内容
Tab.1 Main content of questionnaire

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在概率保证度为95%、成数为0.5、误差范围不超过5%、允许误差4%的情况下,基于北京市1695万常住人口,计算得出样本容量为600份。从2009年5月开始展开问卷调查,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于北京市城区和郊区的公共场所(如:商场、学校、公共汽车站等地)发放问卷。实际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到有效问卷为702份,样本容量大于既定容量(600人),可满足研究需要。经过统计,得到被调查样本的基本属性如表2所示,反映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表2 被调查样本的基本属性
Tab.2 Basic properties of surveyed samples

基于回收问卷,按照事先编制的编码表对每份问卷进行编码和录入。然后,利用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运算和验证。调查问卷的题型有判断题、选择题、排序题和开放性问题。

在判断题的处理中,笔者分为2个步骤:①赋分,正确赋1分,错误或弃答赋0分。针对个体样本进行分值加和、标准化,再求取整体样本的平均分; ②统计正确率。

在选择题的处理中,笔者分为4个步骤:①统计选择不同回答项的人数比例; ②根据回答项程度、积极性高低的等级差异[0,1]内等差值赋分; ③将选择同一选项的人数比例乘以得分,加和得到整体样本的总分值; ④用震后得分减去震前得分,得到变化分。

在排序题的处理中,笔者分为2个步骤:①根据优先序在[0,1]内等差值赋分; ②针对每个回答项,加和统计个体样本中的得分,根据各回答项分值高低排序,作为整体样本选择的排序。

整理开放式问题的答案,并进行归类、小结。

通过以上的数据处理,得出汶川地震前后,北京公众灾害知识水平、减灾意识和行为倾向的变化、对灾害沟通的看法等方面的基础数据。进而根据个体属性分别统计个体样本的各项得分,或者做要素之间的相关分析,以分析北京公众灾害认知及变化的影响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高达94.9%的被调查公众在得知汶川地震造成的伤亡后,他们的情绪波动很大。其中37.9%的公众表示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悲痛,情绪久久不能平静,57%的公众表示伤心,由此可见北京公众对灾害是高度关注的,且灾害在当时对其带来巨大的心理影响。

被调查的北京公众获取震害消息、防灾减灾知识的最主要渠道是电视,电视信息对其情绪的触动程度最高。这点对于城区居民和郊区居民来说是一致的,1/4的被调查样本主要通过电视获取信息。但对于城区公众来说,还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是网络; 而对于郊区公众来说,获取信息第二重要的渠道是宣传—募捐活动。

北京公众对防灾避险行为知识的掌握程度普遍偏低,正确率均值为54.3%。81%的被调查者答题正确率集中于40%～70%之间,正确率在60%以上的人数为总人数的35.5%,正确率在80%以上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4.2%。

人们对不同灾种的避险知识的掌握程度,除了对雷电袭击灾害明显偏低外,对其他灾种的掌握程度大体相当。表3列举了正确率较高和较低的典型题目及答案。问卷涉及的5个灾种中,地震各题间的正确率差异是最大的,说明部分正确做法已经深入人心,同时也存在相当的误区,标准差为0.233。

表3 典型题目选析
Tab.3 Selected and analysis of typical problems

值得注意的是汶川地震之前,被调查样本的应急避险知识得分为0.593,地震后却降至0.549分,主要呈负向变化的是关于地震避险知识,如表3所列。分析其原因,是公众对地震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提升,认知发生了变化,而其余灾种的认知变化甚微,因此地震认知的变化分主导了总分值降低的趋势。而认知降低的原因,可能在于防灾减灾宣教中,某些内容重复宣传,然而各媒体及渠道存在不同的说法,给公众造成记忆模糊或是信息混淆、模棱两可。在宣传防震知识中,比如“地震来临时,躲在桌子底下、床铺底下”这一地震逃生方法,网上有的帖子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厦门房地产联合网,2008),而有的却认为是错误的(天涯社区,2008)。提供矛盾的信息,使得公众无法确定到底怎么做是正确的,影响了防灾知识的掌握。Slovic(1986)的研究表明风险沟通对风险认知有直接的影响,如果风险沟通不当,极易导致公众认知的偏差。由此可见,需要更为权威的机构及媒介,提供准确的防震知识,以正视听。

汶川地震之后,公众的减灾意识、行为倾向有明显改善。大部分样本都是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变化,只有少数样本显示没有变化或朝反方向变化。总体样本的变化值如图1所示,有些变化是积极的和显著的,相当多的被调查者对于旅游区灾害的考虑度、房屋防灾性能的考虑度,都是从原来的“没有考虑过”到“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可见汶川地震这样的巨灾之后,给人以警示,会促使部分公众提高个人的减灾意识及防灾行为倾向。

图1 地震前后被调查公众的减灾意识及行为倾向得分变化
Fig.1 Score changes of disaster reduction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tendency of surveyed public before and after earthquake

调查还显示,经历过灾害的公众知识水平的得分为0.620,高于未经历过灾害的公众。可能由于他们有更强的学习动机,愿意接受此类信息的刺激,从而具有更好的学习效果(陈琦,刘儒德,1997)。而未经历过灾害的公众思想较麻痹,对于相关信息只是被动的接受。

调查还发现,小学文化程度者的平均正确率为52%,初中文化程度者的平均正确率为53.2%,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的平均正确率为54.7%。防灾水平的高低与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知识面广,学习能力强,再者可能是由于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中,北京公众接受到有关地震灾害知识方面的教育不同,因而灾害知识体系更加完善。

统计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在知识水平方面的得分差别甚小,但是女性的行为倾向得分却比男性低。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女性个体对复杂情绪的敏感性,导致其在信息加工与认知承载方面不如男性(Holden,2005),男性在风险决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信(Lundeberg et al,1994); 二是从性别的自我刻板化的角度进行解释,男性被认为具有大胆、勇敢、愿意承担风险、在危机中能够保持镇静等性别特性(Diekman,Eagly,2000)。因而,男性面临灾害等危机情境时对这种性别特征予以强化,并体现出更积极有效的行为倾向。但是,女性在震后的行为倾向变化非常明显,得分变化达0.8。女性受到灾害的触动更大,一般地讲,在接受灾难的信息时,女性较男性会忽视事件本身,更容易感受到人们的痛苦并且这种感受会不断地在女性的自我传播中持续、强化,因此女性的情绪更易波动且持续时间偏长,对其减灾意识及行为倾向的影响也更大。相对而言,男性的情绪更趋于平稳。多数研究显示,在同等暗示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更坚持自己的观点(刘心,2010)。

通过表4可以看出北京公众认为的北京易发灾害与其接受教育灾种排序之间存在偏差,公众认为应该增加对沙尘暴、雪灾、洪涝的防灾减灾宣教。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被调查者觉得这几个灾种的宣教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几个灾种在当地发生次数较多,经常性地影响广大受众的生活。被调查者表示,沙尘暴、下雪这样的天气现象季节性明显,但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发生频率高,影响到个人交通出行、日常生活。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条件、身体状况都很关心,此类天气现象即使不构成灾害损失,但给生活带来明显的不便。

但是,从政府社区宣教的角度出发,虽然地震发生概率很低、火灾受众有限,但是此类灾害

表4 北京公众对不同灾种减灾宣教的看法
Tab.4 Public opinions toward disaster-reduction education of different disasters in Beijing

危害性极强,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因此,宣教力度较大,以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此可见,减灾宣教在内容选取上,既要考虑灾害的危害性,同时也要考虑灾害的易发性(发生频率)及其受众面。

另外,被调查者还提出,在接受应急避险教育时最好能够“知其所以然”,才不会混淆认知、无所适从; 对于具体的逃生技巧应该通过演练来掌握,而不只是书面宣讲。从宣传形式上看,形象化、趣味性的宣传会提高公众的学习兴趣,达到教育效果。应该加强学校正规教育中的安全教育比重,由教育部门或相关部门编写自然灾害防范普及教材和读本,敦促各级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演习演练,从孩子抓起,提高全社会的防灾技能。对于一些社区来说,增设楼房的紧急逃生通道、完善安全保障设施也很关键。

表5是在被调查公众的主观记忆中,汶川地震中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前六位)及个人对这些内容的关注度。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与公众关注一致。这个调查结果的可能性原因有两点,一是媒体以公众关注的内容作为报道的导向,使得其报道内容与观众关注内容一致; 二则可能是因为

表5 媒体报道主要内容与公众所关心内容对比
Tab.5 Contrast of the content media reported and the public cared about